我们的行为方式会被所听到的经济传闻影响，而反过来我们的行为方式又会影响经济。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所言，传闻有时会“激励我们走出家门消费、创业、兴建工厂和办公楼”，有时却又“使我们心中产生恐惧感，迫使我们按兵不动、节约资源、缩减开支、降低风险。”

而当前关于创新针锋相对的讨论，又何尝不是如此。一派人声称我们的文明已才思枯竭，另一派则认为我们正处在一场全新工业革命的边缘。

我们曾渴望发明出会飞的汽车，但实际发明出的却是以140字为限的社交媒体。

这句话总结了风投公司“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的宣言：“我们是否已走到了道路的尽头，走到了人类历史的一条技术穷途？”在该公司看来，人类已江郎才尽：“我们今天所等候的未来仍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代人曾向往的未来。我们没能等来科克船长和联邦星舰进取号，我们等来的是在线旅游服务商普利斯林公司议价者（Priceline Negotiator）和通往卡布的廉价航班。”

一些持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举出生产力数据为例：二战后，美国工人人均小时产量一度攀高，七十年代出现了下滑，1996–2004年间回升如初，但随后又再次降到九十年代前的水平。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Chicago Feb）针对21个发达国家所做的一份研究显示，2000年至2010年间，21个国家中有20个国家的生产力增幅低于前十年的水平。

对于这一数据，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的结论是，世界正在重返以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的增加和提升为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而不是以技术进步为驱动的集约型增长模式。他认为，过去10年中大部分创新“并没有像电灯、汽车和室内卫生设施一样从根本上改变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近来的创新不过是对现有能力的渐进式完善，正如“iPod取代了CD随身听，智能手机取代了平平无奇的‘笨’手机…iPad则又与传统个人电脑形成了竞争。”

支持这种“停滞假说”的言论不少。其中之一将之归因于“知识负担”：随着所累积的理念越来越多，思想者赶超科技专业前沿的速度反而出现了下滑。皮埃尔·阿祖莱（Pierre Azoulay）和本杰明·琼斯（Benjamin Jones）发现，美国研发人员1950年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2000年的近7倍。

另一种言论则认为问题根源在于资本的分配。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雷·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将资本的分配分为两类：可发明出新产品的能力型创新（empowering innovations）和可降低现有产品价格的效率型创新（efficiency innovations）。当效率型创新所释放出的资本流入能力型创新时，社会便会取得进步。而当前，“效率型创新所释放出的资本被重新投入到更多的效率型创新当中，” 克里斯滕森如是说。他认为，这是由“新金融学说”（Doctrine of New Finance）所造成的，这一学说导致企业在哪怕资本充足时仍然去追求资本的优化利用。换言之，企业领导者陷入了认知偏见之中。

还有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则直指利益的固化。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表示，近几十年来，很多重要创新要么主要是带来私利，要么带来令人存疑的价值。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出，就在雷曼兄弟破产前夕，金融界还在为其创新能力骄傲不已。但近看之下，显然“大部分这类创新不过是在发明出更好的办法….来利用市场的力量。”

那么，这是否足以宣告创新的终结呢？

纵观过往，这种“我们已才思枯竭”的说法并不新鲜。1992年，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曾发表过一番著名言论，“计算机时代处处可见，唯独在生产力数据上不见其踪。”然而，不久之后，技术促使成本大幅降低、交通和通信速度不断加快，从而推动了生产率增速的日益提高。回过头来看，索洛这番评判更多的是基于他对过去的看法，而不是对未来的展望。

也许，将来有一天，罗伯特·戈登的评析同样也会被证明言之差矣。作为对戈登这篇文章的回应，《连线》杂志（Wired）创刊人、执行编辑凯文·凯利（Kevin Kelly）预言，要是2095年时学生们被问及戈登2012年的断言错在哪儿时，学生们会这么回答：“他漏掉了这场革命中那些货真价实的发明所带来的影响：大数据、无处不在的移动应用、量化自我、低价的人工智能和私人事务机器人等。他是在往后看，而不是朝前看。”